從山裡走出去,再回到山裡
賴力行四十餘年行醫路,從高醫出發,把所學帶回故鄉
十七歲那年,賴力行穿著一雙五十元的涼鞋,從南投仁愛鄉來到高雄醫學院。那時的高醫周邊還看得到水田,他年紀小,模樣又顯得稚嫩,走進教室時,甚至被以為是哪裡來的中學生。按照家裡原本的安排,他應該讀完農校、回鄉務農;沒想到一次公費生甄選的機會,把他帶進醫學院,也把往後的人生帶向另一條路。
幾十年後回頭談這段經歷,賴力行只是把它歸為運氣,甚至笑說:「或許是天上的安排也不一定。」這場他口中的「機遇」,讓一個在部落赤腳上學的孩子成為醫師;學醫之後,他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從仁愛鄉衛生所、信義鄉衛生所,到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山地醫療,此後四十多年,行醫幾乎沒有離開南投偏鄉與原住民族部落。七十多歲的今天,他退休過兩次,自己也曾經歷疾病,卻還在上山。說起為什麼做了這麼久,他不太談犧牲,也很少用「奉獻」形容自己,只淡淡地說:「碰到事情,我們就盡量去做。」
母親的一聲哭喊,埋下從醫的種子
賴力行在南投仁愛鄉長大,父親是閩南人,母親來自仁愛鄉的泰雅族家庭。父親長年在山地從事瘧疾防治及基層保健,在那個醫療資源還十分有限的年代,村裡有人受傷、生病,甚至碰到緊急狀況,常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保健員。耳濡目染之下,賴力行很小就接觸到醫療現場。國小五、六年級時,一名退伍軍人喝農藥輕生,父親替他緊急灌救,他就在一旁幫忙扶著管子;年紀雖小,那種眾人想辦法把一條生命救回來的場景,始終留在他的記憶裡。
比起那次急救,弟弟的離世更深地留在他心裡。弟弟年幼時罹患日本腦炎,等家人接到消息,人已經走了。當時家境困難,父親曾向鄰里尋求木材準備棺木,埔里基督教醫院也透過善心人士捐贈一口棺木。多年以後,許多細節或許已經模糊,賴力行始終忘不了的,是弟弟遺體送回部落時,母親那一聲哭喊。
後來初中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他寫下,希望將來成為科學家,發明可以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那時的他不知道醫學教育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一名醫師要經過多少年的訓練,只是很單純地想,如果有一種方法可以不讓別的家庭再經歷同樣的事情,那便是自己想做的事。
這段童年的記憶,數十年後又和埔里基督教醫院連在一起。2018年,賴力行獲得第一屆保安宮醫療奉獻獎,得到一百萬元獎金,他將獎金全數捐給埔基,用於偏鄉山地醫療及部落長照。當年家庭最困難的時候,埔基與善心人士曾伸手相助;多年後,那個曾經接受幫助的孩子已成為醫師,也有能力把自己得到的再留給更需要的人。這件事在賴力行口中說得平常,彷彿只是到了有能力的時候,做了一件自己可以做的事。
五十元的涼鞋,走進高雄醫學院
如果完全照家裡原來的安排,賴力行很可能會留在山上務農。家裡經濟不寬裕,父母替孩子安排的是一條務實的路,他因此進入霧社農校五年一貫制;家庭也因土地及身分等因素替他改姓,在當時看來,畢業後回家務農幾乎已經是確定的方向。沒想到,改姓後的身分讓他有機會參加高雄醫學院公費生甄選,原本清楚的人生路線,就這樣出現另一個可能。
十七歲,他第一次來到高雄。身上還穿著農校制服,腳上是一雙五十元左右的涼鞋,又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真正讓他感到壓力的,不是自己看起來像不像大學生,而是課業。他在國小是第一名畢業,在農校也一路維持好成績,到了醫學院,卻很快發現過去的排名已經不能代表什麼。「一百三十個同學裡面,我相信我是最後一名。」英文原文書讀得吃力,基礎和其他同學也有差距,因此大一、大二時,同學去旅行、聯誼、參加活動,他大多留在宿舍念書;原文書看不懂,就拿著翻譯本一句一句查。「我怕,所以我就拚。」一直到二、三年級,他才慢慢發現,自己已經追了上來。
等課業逐漸穩定下來,賴力行才開始把生活從書本向外打開。他打籃球、參加跆拳社,也投入校慶與運動會;其中最得意的一段,是那個年代還沒有現在常見的玻璃或碳纖維撐竿,他拿著竹竿,最高跳過三米二十,也曾代表高醫參加大專聯賽。跆拳道則一路練到黑帶,後來還擔任社長。回頭看那段青春,他形容自己當時「好像什麼都不怕」,和初入學時只敢埋頭苦讀的少年,已經很不一樣。 然而,高醫真正留在他身上的,遠不只是獎牌和社團生活。他記得謝獻臣院長推動教學與考試改革,也記得導師陳瑩霖教授對學生與專業的投入。在他的印象裡,當時南部醫學教育資源有限,師長們有一種很強的責任感,希望把高醫,也把南部的醫學教育撐起來。多年後回到部落,學生時代學過的寄生蟲、傳染病、公共衛生與結核病防治,一項一項從課本變成眼前真正要處理的問題。他至今還記得,回到仁愛鄉後曾處理過近八公尺長的絛蟲病例,當年在高醫打下的寄生蟲學基礎,就在山地醫療現場派上了用場。此後,他又持續接受結核病、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等訓練,甚至赴日研修;對他而言,留在偏鄉不是把自己留在原地,反而更要不斷更新專業,才能接得住地方上的需要。
「他們的需求,就是我媽媽的需求」
醫學院畢業、服完兵役後,賴力行回到仁愛鄉衛生所。理由其實很簡單:「因為仁愛鄉就是我的故鄉。」那裡有他的同學、老師、親戚和朋友,也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世界。他甚至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要離開故鄉;只是留下來以後,很快便發現偏鄉醫師要面對的事情更多,沒有專科醫師時要先處理,設備不足就想辦法補,能力不夠就再出去學。更重要的是,他熟悉這裡的人與生活,
對賴力行來說,這些從來不是抽象的「偏鄉需求」,而是身邊一張張熟悉的面孔。
他的家庭本來就是多語言環境。父親和他說台語,父母彼此以日語交談,他與母親、哥哥又使用族語,後來國語才逐漸進入生活。他笑稱自己的家有點像「聯合國」。多年後,他重新參加族語認證,也投入族語文學創作,並曾以族語散文獲得教育部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優選。對他而言,語言不只代表文化身分,也是行醫時很重要的工具;能用族人熟悉的語言談病情、談生活,不只是少了一層翻譯,更容易走進病人的日常,建立長期的信任。
在山上看病,也很難只停在開藥。「我們做醫療,不是只給人家開刀、縫合或者給藥而已。」慢性病人能不能規律服藥、飲酒習慣能不能慢慢改變、家庭是否支持、病人是否信任醫師,都會影響最後的結果。早年山地結核病盛行,有些患者症狀一改善就自行停藥,賴力行除了診斷與治療,也必須一遍遍說明為什麼療程不能中斷。尤其慢性病需要長期治療,病人願不願意遵照醫囑,靠的不只是醫學知識,還有醫師與病人之間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溝通與信任。
山上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他便一件一件處理。早年結核病嚴重,他投入防癆;慢性病增加,就開始長期追蹤;飲酒牽涉家庭與文化,工作便延伸到衛教、生活習慣與部落健康。此後又有災難救護、巡迴醫療、早療與遠距照護。這些工作不是一開始便規畫好的一套「偏鄉醫療藍圖」,而是在長年的第一線服務中,病人的需要走到哪裡,他的工作就跟到哪裡。
一個孩子,他從出生看到五十歲
四十多年的山地醫療,賴力行經歷過921地震、風災、SARS,也遇過道路中斷、物資進不去的時候。但說起一路上最難忘的事,最先浮現的反而不是這些重大事件,而是幾次接生。那些發生在部落裡、未必會被寫進大事記的生命片段,經過數十年後仍鮮明地留在記憶裡。
還是醫學生時,一次暑假回到部落,身為保健員的父親碰上產婦臨盆,轉頭問他:「你要不要接看看?」二十多歲的賴力行真的接了。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親手接生,後來還替孩子取名,名字裡的「立」也與自己的名字相呼應。五十年過去,當年的嬰兒如今已經五十歲,賴力行不只是把他接到這個世界,也一路看著他長大;國中時曾買英文文法書送他,成年後看著他工作、成家,後來出現肺部疾病,也是賴力行替他診斷,再一路面對肺結核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直到現在,兩人仍固定碰面。這段跨越半個世紀的關係,也讓偏鄉醫療顯出與一般門診不同的樣貌:病歷記載的是疾病,醫師記得的,往往還有一個人的家庭、工作,以及人生在哪裡轉了彎。
他還記得另一個半夜,有人敲衛生所宿舍的門,一名男子騎摩托車載著臨盆的太太來求助。當晚沒有護理師,他原本勸對方下埔里,但產程已經逼近,更現實的是家裡沒有錢。最後,從準備熱水、接生、處理臍帶到照顧新生兒,幾乎都由賴力行一個人完成;天亮後,他再開自己的車,把母子送回家。
不是每個故事都有這樣的結局。賴力行也記得,一名飲酒、貧血的產婦被送到衛生所時已經臨盆,孩子早產,急救後仍沒能救回;後來,那名婦女也因長期飲酒失去健康。一次次看見疾病與生活糾纏在一起,他愈來愈清楚,原住民族的健康問題往往不只是診間裡的一個病名,背後還牽連著飲酒、家庭、經濟與生活條件。「除了開藥治療以外,可能也要注意他背後的陰影。」那個陰影有時是貧窮,有時是酒精,有時是家庭,也可能是長年累積的生活處境。醫學院教他辨認疾病,部落裡四十多年的日子,則讓他慢慢學會看見疾病後面的那個人。
當醫師成為病人,窗外出現兩道彩虹
2021年,一次健康篩檢讓賴力行從醫師變成病人。低劑量電腦斷層發現肺部病灶,之後確診為早期肺腺癌並接受手術。過去替別人解釋檢查、判讀病情,是每天工作的一部分;輪到自己等待結果時,醫學知識仍然在,心情卻完全不同。
住院期間,他從醫院高樓向外望,天空正好出現兩道彩虹。在他熟悉的部落文化裡,彩虹帶有祖靈迎接亡者的生命意涵;身為基督徒,他也透過信仰看待疾病、死亡與人的有限。看到彩虹的那一刻,他想到生命終究有走到盡頭的一天,也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對「自己可能離開」這件事。
「我看到那個時候,也是愣住了。雖然很冷靜,不過想說什麼事情都有可能,都要接受。」所幸病灶及早發現,治療後持續追蹤。這場病讓他開始用另一種方式看自己的時間,他甚至以自己的方式估算餘命,笑說能活到現在,已經比原先預想的多了幾年。對他而言,多出來的每一年都像額外得到的時間,既然還能做,就把事情做好,「能夠回饋給需要的人,就盡量去做。」手術以後,他仍然上山;不是因為不知道生命有限,而是知道有限之後,剩下來的時間要怎麼用,反而變得更清楚。
退休兩次,還在等下一個人接棒
賴力行其實早就退休過。大約五十歲時,他離開公務體系,正好埔里基督教醫院需要有人投入山地醫療,他便轉到埔基接下相關工作;到了六十五歲,又到了退休年紀,他也真的再次退下來。只是山地醫療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接手,醫院又把他請了回來,這一做又是八年。
對年輕醫師不容易留在偏鄉,賴力行沒有責備,反而替他們想得很多。「不能說他不到山上、不到偏遠地區、不到艱困的地方,就是沒有愛心。」三十歲上下,剛成為主治醫師,正要面對戀愛、婚姻、生孩子、照顧家庭,也有專業發展與升遷,每一件事情都很實際。他明白,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山地醫療,也不能要求別人用同一種方式選擇人生。
他自己願意做,卻沒有把自己的選擇變成要求別人的標準。「如果你沒做,別人也會做。我們有做到一些,只是剛好有那個機緣。」最近,醫院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醫師,願意回到山地醫療服務。說到這件事,賴力行的語氣明顯輕快起來:「希望他能夠很順利,我們慢慢就可以交棒。」對他而言,比起自己還能在這個位置上多久,更重要的是有一天真的走不動了,山上的醫療仍有人接著做下去。
從高醫得到機會,把機會帶回故鄉
今年獲選高雄醫學大學傑出校友,賴力行的第一個反應其實是「很驚訝」。他不太習慣把自己擺在「傑出」的位置,談起過去幾次獲獎,也總是把功勞往旁邊推。他說,高醫有很多老師、同學都在不同領域做得很好,自己只是因為長期投入山地醫療,加上幾次醫療奉獻獎,「剛好被學校看到」。「我來受獎,也只是代表很多在各個階層裡努力工作的同事、同學。」
這些年,他曾幾次回到高醫,在通識教育課程和學生分享。面對今天的學弟妹,他沒有要求每個人都去偏鄉,也不認為所有醫療人員都必須走和他相同的路。他只是提醒,接受醫學與專業訓練,意味著比別人多一些學習的機會,也因此站在更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位置;得到這些機會,同時也多了一份責任。談到最後,他仍回到母校一路教給他的精神:敬畏生命、尊重人的尊嚴,敦品勵學,奉獻社會。
說起另一種可能的人生,賴力行笑說,如果當年沒有考上高醫,自己大概就在山上務農,皮膚會曬得很黑,雙手、身體也會是另一個樣子。他也想起一些昔日中小學同學,有人因飲酒或意外很早便離開人世;如果沒有那一次公費生甄選,沒有走進高雄醫學院,他的人生或許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路。到最後,他仍把成為醫師稱作一場「機遇」。
十七歲那年,賴力行穿著一雙五十元的涼鞋,從山裡來到高雄;幾年後,他帶著在高醫學到的知識,再沿著原來的方向走回南投。此後四十多年,從仁愛鄉、信義鄉到埔里,從衛生所、結核病防治到巡迴醫療、接生與災難救護,他的行醫路始終沒有離山太遠。當年水田環繞的高醫早已改變,山上的道路與醫療方式也和從前不同,那個赤腳上學的孩子如今已經七十多歲,卻仍習慣把這一路說得很輕:
高醫給了一個原本準備務農的少年另一種人生的可能,而賴力行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把那次得到的機會重新交回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