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講堂歲月
講堂有聲・歲月有情
大講堂陪伴高醫已走過半世紀以上。它不只是上課的地方,也承載畢業典禮、演講、音樂會、演唱會、話劇與布袋戲等不同世代的校園記憶。有人第一次走進大講堂時,是青澀學生;多年以後再回來,可能已經成為老師、醫師,甚至帶著自己的學生回到母校。舞台上的人一代代更迭,台下的座位卻收藏著無數高醫人的青春。
景中故事|落成三天後,第一批畢業生走進來
大講堂於1969年6月18日落成,僅僅三天後,6月21日的畢業典禮便在這座新講堂舉行。可以想像,那一年畢業生走進的,是一座幾乎還帶著新建築氣味的講堂。此後半個多世紀,課堂、畢業典禮、演講、音樂、戲劇與掌聲在這裡輪番登場。舞台上的人一直換,台下的青春也一屆一屆離開,但一座講堂就這樣替高醫收藏了幾代人的聲音。

▲1969年大講堂落成啟用後,畢業典禮就移至此舉辦。
思想的聲音:大講堂
在高醫校園裡,有些建築是用來「做事」的、有的讓人看病、讓人做研究、讓人上課、讓行政運作。但,也有一種建築是讓人停下來聽一聽的,聽一個人的演講、聽一段歷史、聽一種思想,也聽見自己心裡原本沒有注意到的聲音。高醫的大講堂,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大講堂不只是高醫校園裡的一座階梯教室,也不只是舉辦典禮、演講與活動的場所。如果把高醫七十餘年的歷史想成一條長河,那麼大講堂就像河流中的一個轉彎處。一代又一代的人來到這裡,有人坐在台下聽課、站上台上演講、第一次在眾人面前發表自己的聲音、在這裡接受人生的重要召喚,也有人在這裡穿上畢業袍,準備走向下一段人生。所以,大講堂真正收藏的,從來不是椅子與舞台,而是聲音、思想,以及人的成長。
一座大講堂的誕生
高醫創立於1954年,彼時的高雄醫學院還是一所正在成長中的大專校院。校舍逐步興建、附設醫院逐步發展、師生人數增加,教學與校園活動也越來越需要一個能夠容納較多人數的共同空間。於是,大講堂誕生了。
大講堂於1969年(民國58年)由新志成營造廠承包興建,6月18日落成,總工程款為新臺幣1,873,000元,總建地面積143.13坪。值得記住的是民國57學年度的畢業典禮就在6月21日甫新建落成的大講堂舉行,這個時間點很耐人尋味,一座新的建築剛完成,第一次的使用不是辦理某項行政會議,而是一群即將離開學校的年輕人,他們穿著畢業服在這座嶄新的空間裡聽著師長的祝福,也準備告別學生時代。如果建物真的有記憶,那麼大講堂最早保存下來的恐怕就是「離別」。這也許早已預示了它往後幾十年的命運,因為大講堂後來一直都是一個讓人「從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的地方。
一座禮堂見證多少人的人生轉身
今天的大講堂是綜合實驗大樓一樓的階梯式場地,目前可容納384人。它長期被使用於演講、課程、典禮及各類校園活動。然,如果只從「384席」來理解大講堂,其實又太過理性。因為384是一個數字,而坐在那384個位置上的便是一個又一個的學子或聽眾,有人坐在第一排,因為想聽清楚教授的每一句話;有人坐在最後一排,因為不希望老師注意到自己;有人初次坐進來時是一名懵懂的新生,幾年後他再坐進來,已經成為即將畢業的學長姐。同一個座位可能換過無數個人,無數個人可能聽過幾百場演講;同一個舞台可能迎接過無數位師長、校友、學者、社會人士與學生。於是,時間在大講堂裡留下了一種很特殊的印記——人一直在變,場景卻似乎沒有變。
當杜聰明的精神走進大講堂
高醫創校者杜聰明博士留給高醫最重要的遺產之一,不只是醫學教育的制度,而是一種對「人」的期待。「樂學至上,研究第一」以及「欲為醫者,必先為人」,這些精神並不會自己留在校史文字裡,它必須一代一代被重新說出來。因此,大講堂後來所承擔的「杜聰明名人講座」,其意義就不只是邀請名人演講。2005年,杜聰明名人講座曾邀請傑出校友陳得福博士在大講堂講演,談「我的人生經歷和經商理念」。同年,也曾邀請蔡英文、何美玥等人於大講堂演說。2004年,則曾舉辦「高醫新世紀人文講座」,邀請臺北醫學大學許重義校長在大講堂談「締造快樂的人生」。這些講者所談論的事情並不相同,有人談醫學、有人談政治、有人談社會、有人談人生,或談自己的成功與挫折。可是,他們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即是把校園之外的世界帶進大講堂,是大學最珍貴的功能之一。大學不能只是把學生關在課本裡,它必須讓學生知道世界比課本更大、人生比考試更長,而醫學永遠不可能自絕於社會、文化、倫理與人的生命。
它曾經是一間「大教室」
大講堂最重要的身分之一,其實是「教室」。高醫的教育從來不只是醫學專業訓練,隨著通識教育與全人教育逐漸受到重視,大講堂也成為學生接觸醫學以外世界的重要場所。它曾作為「臺灣經典:醫療與奉獻」等大型課程的使用場地。這件事情看似平常,實際上卻很有意義,因為「臺灣經典:醫療與奉獻」這樣的課程談的往往不是某一種疾病,也不是某一項醫療技術,而是透過「醫療奉獻奬」得主之親蒞課堂分享或相關領域之教師授課,以瞭解每位奉獻者無私大愛之行誼,進而培養學生的倫理態度和服務精神。期許學生效法諸位典範能夠融入本土社會,致力於人道關懷、扶持弱勢而投身造福群眾之列,為人類開發愛與希望,成為德術兼修的醫護人才,繼之為我國的醫療與社會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大講堂裡,也曾經有過「人文的聲音」
如果仔細回望高醫的校園活動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講堂雖然誕生於醫學教育的校園,卻不局限於只談醫學。那年,大講堂的燈光微微亮起,M66的「金鳥劇場」也浮現在燈光記憶裡。那是一群在繁重課業壓力下仍不失赤子之心的醫學生:向房東商借了白鴿、向女同學借來衣服,在嚴謹甚至帶點威嚴的校長謝獻臣教授——台灣寄生蟲學之父——與溫文儒雅的導師賴永勳教授眼皮底下,放大膽子登台演出。出乎意料的是,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苛責,反而贏得滿堂喝彩。
那一晚留下的,不只是舞台效果與笑聲,更讓人看見早年高醫園地雖小、民風純樸,師長對學子卻有極大的包容與幽默感。在大考、解剖學與臨床實習的夾縫裡,學生用創意自娛娛人,也替緊繃的醫學生生活留下一扇透氣的窗。
如今歲月轉瞬,當年台上的「金鳥」們,白髮兩鬢、子孫滿堂,有些移民國外,但那份在大考、解剖學與臨床實習夾縫中自娛娛人的笑聲,早已像烙印般刻在青春的合輯裡。大講堂收藏的,從來不只有典禮與演講,也收藏一代高醫人最頑皮、最真誠、最難忘的年輕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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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於大講堂登台演出,晚會、戲劇與音樂交織成青春記憶,留下「金鳥劇場」的珍貴校園回憶。
2000年代的大講堂曾經同時容納杜聰明名人講座、人文講座、通識教育、生命教育、學生社團活動與畢業典禮,它不只是一個「禮堂」,且更像是高醫校園裡一座思想與生命交流的公共空間。這種傳統其實很符合高醫的特殊性,因為醫學面對的是人的身體;醫療面對的永遠是完整的人。一個醫師需要知道如何治療疾病,卻也需要知道如何面對恐懼、死亡、孤獨、家庭、社會與尊嚴。因此,在醫學院裡談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社會與生命倫理,並不是離開醫學,而是把醫學帶回「人」的身邊。大講堂於是成為這樣的一個空間,醫學的聲音在這裡出現;人文的聲音也在這裡出現,這兩種聲音交會的地方,正是大學辦學的意義所在。
大講堂的台上與台下
大講堂最動人的地方,也許正在於「台上與台下」的關係。今天站在台上的教授,可能曾經坐在台下;今天坐在台下的新生,幾年後可能站上台領取學位。今天在台上致詞的校友,也許幾十年前就是這裡的學生。因此,大講堂其實一直在完成一種循環:學生坐下來聽,有一天,他們站上去說。這是一所大學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教育真正的完成,不是學生永遠坐在台下,而是有一天他有能力站上講台,把自己學會的東西再傳給下一代人或其他人。所以,大講堂看見的並不只是演講,它看見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
畢業典禮:從這裡走向世界
1969年,大講堂落成之初,就曾承接畢業典禮。這項傳統後來雖然隨著校園規模擴大而有不同場地安排,但大講堂至今仍是部分學院正冠、頒給學位相關典禮的重要場地。近年的畢業典禮有藥學院及部分藥學相關學制仍使用大講堂進行正冠等畢業活動,這一點很值得高醫人珍惜,因為「正冠」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儀式,學生在老師、家人與同儕的見證下,從學生走向專業工作者。那頂帽子戴上的一刻,不是一場普通的典禮,它意味著從今天開始,你所學習的知識不再只屬於你自己,尤其對醫療專業而言,知識最後必須回到人的生命。這或許也是大講堂數十年來最重要的一種「聲音」,學成之後,去成為一個對他人有用的人。
大講堂也收藏年少青春
然而,如果只談名人講座、學術演講與畢業典禮,大講堂仍然會顯得太過莊嚴,因為真正屬於學生的記憶,往往沒有那麼正式。大講堂也曾經是學生社團活動的舞台,例如:醫管資系的學生歌唱大會曾於大講堂舉行。這些活動看起來或許沒有校史上的重大意義,不過對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而言,一次上台唱歌、和同學一起準備活動、在台下為朋友鼓掌,都可能成為多年以後依稀記得的青春。校史最容易保存的是「大事」,但一所大學真正的生命往往藏在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裡。有人在大講堂第一次拿起麥克風、第一次站上舞台、第一次面對幾百個人的目光、在這裡認識了朋友,也有人在畢業多年後,偶然經過校園,突然想起「我以前就在那裡唱過歌」。那一刻,大講堂就不再是一棟建築,它成了許多人青春的一部分。
如果大講堂會說話
如果有一天,大講堂真的會說話,我想它不會記得每一場演講的題目,也不會記得每一個進來就座的人。它可能只會記得一些片段;記得1969年那場6月21日的畢業典禮;記得一批批年輕人第一次走上講台;記得老師在黑板前講生命、醫學與人的故事;記得杜聰明名人講座裡那些來自不同領域的聲音;記得人文講座談論人生與社會;記得通識課堂裡,學生第一次開始思考「醫師之外的自己」,也記得那些沒有寫進校史的青春:掌聲、笑聲、緊張、忘詞、唱歌、告白、畢業,以及最後一次回頭。如果大講堂會說話,或許它最想告訴高醫人的是:「我沒有教你們任何一門課程,可是我曾經聽見你們學習成為一個讀書人的聲音。」
1969-2025高醫人的共同記憶
一座建築真正成為校園的歷史,並不是因為它建造於哪一年,也不是因為它有多少坪,而是因為它曾經承載過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大講堂從1969年走到今天,超過半個世紀。半個世紀足以讓一個孩子成為老人,讓一名學生從新生變成教授,也足以讓一場當年看似普通的演講,變成多年後仍然被記得的一段往事。它看著高醫從一所醫學院,逐步成為今日的高雄醫學大學;它看著醫學本身不斷改變,從傳統醫療走向精準醫學、從單一專業走向跨領域合作、從治療疾病走向健康促進、從醫學知識走向醫學人文與社會責任。大講堂一直站在其中,它沒有發明任何藥物,沒有完成任何醫療研究,沒有拯救過任何病人,但它做了一件同樣重要的事:它讓人與人相遇、讓思想與思想相遇、讓醫學與人文相遇、讓老師與學生相遇、讓過去與未來相遇。直到2025年……
尾聲
也許多年以後,高醫校園還會有新的大樓、教室出現,新的科技會進入校園,新的學生會來到十全一路,新的名字會被寫進高醫的歷史。一所大學真正不會老去的,從來不是建築,而是有人願意站上台說話,也有人願意坐在台下聆聽。五十多年來,高醫大講堂一直如此,它聽過醫學的聲音、人文的聲音、充滿理想的聲音,也聽過青春離去時的腳步聲。最值得留下的,或許不是「大講堂建於民國58年」這一句史實,而是另一句更簡單的話:在高醫的歲月裡,曾經有無數的人,在這裡聽見了一句話,於是走向了自己的人生。
而今,為了高雄醫學大學及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未來更好的發展,隨著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第六期工程的預期展開,大講堂也將正式走入歷史。這座陪伴高醫走過半世紀的建築,終將卸下它曾經承擔的使命;然而,那些曾在此發生的相遇、思索、感動與青春並不會因此消失。建築可以拆除,空間可以改變,但一所大學曾經在一個地方留下的精神,卻會隨著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繼續存在。
或許,這就是一座老建築最好的告別方式——不是被遺忘,而是完成它的時代使命之後,把曾經承載的光與聲音交給下一個時代。大講堂的門,終將關上;但高醫的故事不會就此落幕,因為真正值得珍藏的,從來不是一棟建築,而是那些曾經在這裡發生的人與事,以及它曾經讓我們相信:一場演講可以啟發一個人,一次相遇可以改變一段人生,而一所大學則可以讓這些生命的故事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