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醫,我的青春在此
從一顆嗜中性球開始,黃聰龍走過研究、教育與傳承
每到畢業季,黃聰龍都會找時間和實驗室的學生聚一聚,有時一起去旅遊,像替他們辦一場屬於實驗室的畢業典禮。
有一次,他對學生說:「也許我有很多學術著作,有一些專利、一些技轉,但這些都不是作為一個老師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其實是你們。」
現任長庚科技大學副校長的高醫校友黃聰龍,從事藥理與免疫發炎研究二十多年,一路從研究者、教授、院長走到校務行政,至今仍帶學生、做研究。但談起自己的身分,比起「科學家」,他更習慣說:「我永遠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教育家。」
這個答案,和他三十多年前在高醫遇見的那些老師,有著很深的關係。
那些沒有寫在課本裡的事
1987年進入高醫藥學系時,黃聰龍還沒有想過,自己未來會走上學術研究。
他到現在都記得大一導師吳永昌教授。吳老師不只提醒學生要把書念好,也鼓勵大家參與公益和班級事務。那個年代,班上對公共事務很熱衷,連選班代都有好幾組人馬競爭。當時不一定想得那麼多,後來回頭看,他才發現,很多與人合作、溝通,甚至對一件事情負責的態度,都是在那些經驗裡慢慢學會的。
當時的系主任曾誠齊教授,也曾和學生談起自己的求學經驗。他坦白說,自己大學時英文並不好,但慢慢進步,後來順利申請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黃聰龍記得,老師其實是在鼓勵他們:在求學的這段時間裡,如果覺得自己有什麼不足,仍然有很多機會可以去克服。
另一位讓黃聰龍多年後還不斷提起的,是陳益昇教授。
大學時,他曾擔任副班代,和班代一起到老師辦公室為活動募款。兩個學生敲門進去,陳老師一開始沒有回應,空氣安靜了幾秒;等知道來的是學生,態度卻突然變得熱情。後來他才明白,當時身兼行政職的陳老師,刻意與廠商保持距離。
「那時候我就覺得,原來一個人可以這麼正直。」
他記得的還有另一個畫面。做研究期間,有幾次清晨準備離開校園時,看見陳老師已經在校園巡視,和負責維護環境的工作人員討論,確認還有哪些事情需要處理。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一個乾淨的校園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它其實是有人在付出的,只是我們沒有看到。」
多年以後自己也成為老師,他才愈來愈明白,有些真正影響學生的東西,未必發生在課堂上。
一條當時沒什麼人走的路
黃聰龍真正覺得「研究好像滿有趣的」,也是在高醫。
大學期間,他進入藥理科學習並進行研究工作,跟著葉竹來、吳炳男、羅怡卿老師學習實驗。他形容自己當時像個「小跟班」,老師們卻給了他很大的自由,讓他慢慢摸索,也讓研究從一件陌生的事,變成自己願意繼續走下去的方向。
升讀高醫醫學研究所藥理學科後,他師從陳英俊教授,接受更完整的研究訓練。從大學時第一次接觸研究,到碩士階段真正投入其中,學術研究也逐漸成為他想繼續走下去的路。
高醫碩士畢業、服完兵役後,他曾在高雄榮總從事研究工作。如果要繼續走學術這條路,博士訓練自然成了下一步。巧的是,這一步仍和高醫人有關。碩士口試時,高醫校友鄧哲明教授是口試委員之一,口試結束後鼓勵他到臺大繼續深造。黃聰龍把這句話記了下來,後來真的進入臺灣大學藥理學研究所,並在鄧哲明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
取得博士學位後,他進入長庚大學任教。從學生變成年輕老師,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鄧哲明教授提醒他:「不要做跟老師一樣的研究。」
鄧教授研究的是血小板,黃聰龍便把目光轉向其他血液細胞,最後選中了嗜中性球。
嗜中性球是人體抵抗感染時重要的第一線免疫細胞,但當它過度活化,也可能反過來傷害自己的組織。二十多年前,這並不是一個熱門的研究題目。
黃聰龍選它,理由很簡單。當時研究嗜中性球的人不多,加上這類細胞在血液中數量相對充足,對剛起步的研究者而言,也是一個較實際可行的研究方向。
「做嗜中性球的人真的非常少。我那時候想,如果我來做,也許會有一些別人不知道的貢獻。」
少人研究,是機會,也是風險。做下去之後,他也發現事情的另一面:「研究它的人少,也可能是因為大家覺得它不重要。」
但他沒有因此換題目。
而藥學的背景,也讓他的研究很自然地往藥物開發延伸。既然學的是藥,他心裡一直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找到藥、開發藥,最後真的能拿來治療疾病。於是,他一面研究嗜中性球,一面從天然物與各類化合物中尋找可能的新藥線索。
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後來,愈來愈多研究者投入嗜中性球相關研究,這個原本相對冷門的領域也逐漸受到重視。談起這段歷程,黃聰龍沒有說自己當年特別有眼光,只用了一句話來形容:
研究不能只停在實驗室
剛當老師時,黃聰龍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研究在基礎科學上究竟有沒有貢獻。做得愈久,問題卻慢慢改變。
他開始覺得,教授不能永遠待在象牙塔裡。如果一項研究最後能再往前一步,對人的健康真正產生一些幫助,對一個學藥的人來說,這件事值得去做。
於是,他的研究從發炎機轉逐漸延伸到天然物篩選、藥物標靶、專利與技術移轉,希望讓實驗室裡發現的東西,不只是停在論文裡。
只是,從「可能有效」走到真正成為一項治療,距離往往比想像中更遠。一項研究可能要經過多年實驗、投入資金、申請專利、尋找產業合作,最後還要面對臨床驗證;每一道關卡,都有可能讓研究停下來。
黃聰龍說,學術工作其實「永遠沒有終點」。比起多一篇或少一篇論文,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做出來的東西,不管在學術上或應用上,到底有沒有貢獻。」
真正開發出可以使用的新藥,到現在仍是他口中的「dream」。如果有一天,團隊一路做下來的候選藥物真的走進臨床,最後成為一項治療,他說,那會是自己學術生涯很重要的成果。
也因此,談到天然物與傳統藥材,他最常強調的不是「天然」,而是「科學驗證」。
天然物來自自然,他用了很生活的比喻:「就像買水果一樣,會有好吃跟不好吃的。」不同來源、不同批次,本來就可能有差異,因此成分、實驗條件與品質管制,都必須留下清楚紀錄,而且能讓別人重複驗證。
在他看來,傳統醫藥真正走進現代醫學,重要的不是替傳統經驗換一套新的說法,而是經得起同樣嚴格的檢驗。
作為老師,最大的成就
研究做了二十多年,黃聰龍的角色也一路改變。從教授、院長到現在擔任副校長,他要處理的事情愈來愈多,思考的也不再只是自己的研究,而是怎麼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
但談到身為老師最有成就感的事,他的答案仍然很直接。
「當我發現他們在我的實驗室裡學到的東西,對他是有幫助的,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才是最大、最大的成就感。」
他希望學生在實驗室學到的,不只是做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有一天離開之後,這些經驗真的能幫助他們走自己的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聽他談學生,很容易讓人想起他前面提到的那些高醫老師。當年,有人讓他看見什麼叫正直、負責,有人提醒他不要把別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那些事情當時看來都只是生活裡的小片段,卻一直留到今天。
多年後,輪到他站在老師的位置上。
我的青春在此
問黃聰龍,高醫在人生中代表什麼,他想了一下。
「我不知道在哪裡曾經看過一句話,就是『我的青春在此』。我覺得高醫對我來講,其實就是這樣。」
他所說的「青春」,不只是一段求學時間,裡面有老師,也有學長姐和同學。黃聰龍記得,那時的高醫不只有歷史,也有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剛進大學,學長姐會帶著新生熟悉校園,也會聊天、談個性,甚至聊起未來可能適合走什麼路。有人看著那個不太說話的年輕人,早早就告訴他:「你大概比較適合做研究。」
這些關係並沒有隨著畢業淡去。後來,他在長庚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任教,所上五位老師裡,有四位來自高醫藥學系,其中三位還是同班同學。說到這裡,他自己也笑了:「我們沒有串通好。」
那些大學時代認識的人,有的成了同事,有的成為學術合作夥伴,也有人一直是幾十年的朋友。
如果可以重新回到大學時代,他最想提醒當年的自己,不是多念一點書,也不是更早決定未來,而是再積極一些。多去認識老師,多和不同的人聊一聊,也多參與班級與學校裡的事情。多年後回頭看,他才發現,很多影響人生方向的契機,未必發生在教室或考試裡,而可能來自一次聊天、一場活動,甚至某個人對你說的一句話。
「跟老師當朋友,也要多交好朋友。」
三十多年前,在高醫,有人曾替他點過燈。
如今,他也在做同樣的事。
第30屆傑出校友當選感言
能夠獲選為高雄醫學大學第30屆學術類傑出校友,深感榮幸,也格外感動。離開校園多年後,再次接受母校的肯定,讓我重新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學習歷程。
我的青春歲月在高醫度過,從藥學系到藥理學的研究訓練,不僅專業基礎在這裡建立,對研究的興趣也在這裡萌芽,而且影響我一生的學術啟蒙老師也在高醫。更珍貴的是,在高醫我認識了一路相伴至今的同學、學長姐與一生的好朋友。當年在學習與研究上帶領、照顧我的學長姐,如今有多位已成為高醫藥理學科的老師。三十多年來,這份始於高醫、延續至今的情誼,是我人生中珍惜的緣分。
始終感念高醫老師與學長姐對我的教導、照顧與鼓勵。在我對未來仍懵懂、對研究還在摸索的時候,是他們給我機會與信任,讓我逐漸找到方向。如今自己成為老師,也希望把當年得到的關心與啟發傳遞給學生,陪伴他們學習、探索與成長。
特別感謝此次推薦我的母校師長,以及藥學院、醫學院與藥理學科的支持與肯定,也感謝一路走來曾經教導、提攜與鼓勵我的每一位師長、學長姐,陪伴我一起成長的同學與朋友,以及多年來與我並肩努力的研究夥伴和學生。今天能夠獲得這份榮譽,是一路上許多人給我的幫助與鼓勵。
高醫出發,走過三十多年,此刻心中最多的是感恩。感謝高醫給了我美好的青春,讓我遇見啟發我的老師、帶領我的學長姐與相伴至今的朋友,也讓我找到願意投入一生的研究與教育工作。未來,我會秉持高醫精神,把這份關心與啟發繼續傳承下去。 衷心祝福母校在教育與研究上持續前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也祝福每一位高醫人,都能在高醫特有的文化與精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與夢想。
